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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协会一直叫我交19800元当副会长，甚至让我交4万多元当常务副会长。”近日，在西南某省份从事机械行业的企业主周建平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讲述他加入行业协会后的经历。2021年，为方便组织专家做科技成果评鉴，他加入了省内一个施工行业协会，身份只是普通会员，每年会费600元。在随后的四年里，他频繁遇到以职务晋升为名的高额收费游说。

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，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曾下发文件，将“向即时配送协会备案”设定为快递、外卖企业批量办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的前置条件。按照这一要求，5家企业为3807辆电动自行车办理上牌手续时，不得不经历提交承诺书、上传实车照片等烦琐流程。即时配送协会并非行政机关，却站在了行政审批链条的入口位置。

李智伟是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，研究方向为腐败与社会治理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学会协会人员掌握的是“泛公权力”，区别于传统官员直接受贿，学会协会人员通常以“转几道弯”的方式谋取私利，属于新型隐性腐败。李智伟曾研究过辅警腐败问题，他认为二者有相似性，“辅警不是公务员，但在司法中有大量辅警被纪委监委调查并判刑的案例，学会协会人员也是同理”。

李智伟爬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17年到2022年被查官员通报，发现携带学会、协会职务的被查官员有40名。他分析称，“官会一体”现象普遍存在。比如2019年被查的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魏某某，退休后转任中国检验检测学会会长；2020年被查的云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朱某某，兼任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。40名被查官员所涉协会的行业集中于资源富集、行政审批密集、专业性强的领域，如检验检测、科学技术。

学会协会的第三类腐败方式，与其定位有关。从功能定位看，协会是连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。陈丽是某直辖市社会组织总会法律顾问，她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一些行业协会人员凭借与政府部门长期形成的人脉和行政依附，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牵线搭桥，扮演掮客。比如，协会帮助本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做政府工作申请上市，转手收取企业费用或在企业中谋取董事、顾问席位；在制定行业规范、向政府反映诉求或上报材料时，协会将特定企业“推”到政府视野中，帮助其获得重大项目或政策资金。

针对上述问题，2015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》，中央和地方按照“应脱尽脱”原则全面推开脱钩改革。按照“五分离、五规范”要求，行业协会商会须在机构、职能、资产财务、人员管理及党建外事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彻底分离。2019年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民政部等九部委出台实施意见澳门跑狗图正版资料年，公布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名单。

从整体进展看，目前多数协会已完成脱钩。但与此同时，政府仍然会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，把部分实操职能转移给协会来做，因此，腐败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消除。不过，在受访者看来，脱钩理论上可以缩小协会腐败的空间。例如，协会不再跟政府部门共用办公地点、工作人员，“二政府”的色彩会淡化；以前，一些政府人员借着项目经费名义在协会里搞私人报销，脱钩之后，上下级财政关系被切断或弱化，这种现象应该会减少。

正因如此，学会协会被列为反腐重点领域之一。李智伟认为，自2015年脱钩以来，改革已走过十余年，进入攻坚阶段。学会协会是行政权力延伸的典型领域，每年确定反腐重点领域时，金融、国企、能源等传统领域长期在列，同时纳入新的领域，2025年是高校，2026年则指向学会协会，这表明，反腐败斗争正剑指权力的灰色地带。

首先，还是要划清边界。目前我国尚无一部专门规范行业协会商会的统一立法，相关规则分散在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中澳门跑狗图正版资料年，法律层级较低、内容碎片化。徐家良建议应加快推进社会组织领域立法，明确行业协会的法律属性、职能边界、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，用法律为模糊不清的政会关系画出“红线”。据他了解，民政部准备就行业协会商会立法向国务院提交计划。

当然，从更长远看，协会治理还是要解决“靠什么活”的问题。2025年9月，一位商会会长曾公开表示，当前商会协会普遍面临活动组织难、会员发展难、负责人接任难等困境。北京知诚社会组织众扶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任宏艳认为，协会要摆脱对行政资源的依赖，关键在于找准市场需求痛点，提高识别、整合、调配和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，提供更专业、更精准的服务增强自身“造血”能力。

在行业研究、培训和咨询等传统服务之外，一些协会也在探索新的服务路径。佛山市南海区家具行业协会秘书长李云曾表示，家具行业产业链长、中小企业多、出海需求旺盛，该协会围绕企业实际需求，打造“南海家具链供需平台”，为企业提供供需对接，组织企业抱团参展、产学研合作和专题培训，帮助企业拓展市场、降低成本，提升区域产业整体影响力。据其介绍，该供需平台自2025年2月启动，已促成超5亿元的意向合作。

虽有种种问题需要解决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学会协会仍有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。徐家良指出，政府精力和资源有限，难以直接对接成千上万家企业，而协会可以通过系统调研和信息整合，再向政府反馈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，从而减轻行政负担。相比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，社会组织也更贴近行业和市场一线，更容易根据实际需求作出及时回应。